创造性之爱的启示

周伟斌

  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过，绝对的启示就是其自身的显现。（参阅：《信理神学随笔》）无可厚非，最直接的启示形式是自己亲自出现与临在，此一方式具有决定性之意义与价值，要不然，只需打发使者传达，大可不必自己亲自现身。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是天主对人类作了决定性的启示，祂给我们揭示了天主的某些奥秘。正如若望福音中所说的，身为天主的耶稣给我们详述了天主的启示，因为除了耶稣外，谁都没有见过天主。（若1:18）除了耶稣外，我想在这世上没有人敢称自己是天主或者他的话是句句真实的，毕竟他要受到世界的裁断与时间的考验，同时人在这世上只是相对的存有，没有天主的施恩，人一无所能，理所当然的，绝对的则属于天主。释迦摩尼是在菩提树下领悟到了人生之谜，这是人的一种灵性的经验，是佛教那种自家的“启示”；默罕默德则进一步，不单是靠灵性地领悟，宣称自己得到真主阿拉的启示后写成可兰经，所以伊斯兰教相信这些是来自神的“启示”。面对世界宗教和文化间存在的不同状况，身为天主亲立的天主教会始终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梵二”中，教会肯定了其他的民族文化与宗教间都某种程度握有真理的某些面向，它们“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非基督宗教2）。总结当前教会关于这方面的立场是，承认这些真理来自天主，是天主给予人类一种神圣地光照；同时教会“将不同文化的优点，融合为一，尤其儒家的伦理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只要是真理，全部接受”。（摘自《天主教的信仰》第19页）较之先前历界大公会议，教会在“梵二”后本着温和且开放的态度对待普世各宗教，但在天主之启示工程的关键问题上始终表达着坚定的立场。

  理由很简单，天主的启示工程是天主在人类历史中曾以行动直接参与且过后也亲自现身显示自己，此关系到天主对人类之重大启示——对祂亲手所创造的人类给予爱情的表露以及关于整个救恩计划的具体运行到圆满实现。整部《圣经》——旧约和新约就是最好的明证。在历史中，天主首先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并给予启示，旧约中天主藉着大能地行动，也是藉着先知的话启示给以色列人；新约中天主子耶稣基督亲自显现，祂的现身使旧约先知们的预言获得了兑现，从中看出犹太人的的整部《旧约》都是在为基督的到来作准备，它完全指向基督，基督也亲自对旧约的法律进行了完善，最为重要的是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给人类带来永生、永福的实际恩惠。耶稣是天主，祂降到尘世间其本身对人类就是一个启示，一个喜讯，是一个大慈大悲地显示，祂承诺赐予人之内心所渴望的，但却时时充满疑虑甚至有时不敢想象的终极目标——永生，在祂第二次来临之后必要应验。【基督自我的启示是通过十字架的献祭（苦难圣死及复活升天）显示出来以及祂启示将光荣再次来临审判世界，而后是天国地真正来临，即新天新地】天主主动参与了如此之庞大的救恩事业与启示工程，且全盘掌控，基督的现身正是彰显了启示的真实性、确定性、有效性及完整性。因此启示工程的关键点在于基督的显示，一切的人都要藉着降生成人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方能获救，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给予其它形式的启示都是在指向启示的焦点和目标——基督。这是教会在启示的关键问题上态度坚定的原因所在，此关键问题关系到天主启示和救援的传播，它可以用以上所陈述的集中为一句话来概括：基督自我的启示是绝对的、圆满的，且是决定性的。祂已经十分清楚地启示了世界和人类的未来结局，至于那过程则会在以后的年代中逐渐地显露，以此让人类看到天主的光荣，那些企图超越或修正天主亲自现身所完成的启示都是在枉费心机。这已是十分明确的事实，以下不再加以叙述。本文谈论的是关于其他民族文化与宗教间属于真理的那部分是否蕴含着天主启示的成分？这自然是各家早已关心的话题。文章以孔子为例尝试作一探讨，望与读者共勉，获取多方面的经验及有关灵性方面的知识，毕竟我们都是土生土长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

  先来探讨一个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与天主对其他民族的光照有何不同之处？基督宗教是启示的宗教，强调天人之间地交往，除了基督的自我启示外，其他的启示必须具备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天人之间地交往，天主“首先感动一个人，然后由他向其他人传达这些启示之言”。（摘自薛迈思《信理神学》卷一，第35页）天主在以色列民族中有着启示，祂借多数的单个先知之口对以色列子民说话。照这样说，天主要给人予启示必须是让对方能明确知道祂的存在。以民是在知道天主的存在且天主也直接与他们发生关系的情况之下接受了启示；孔子却是在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是神对他的思想发生作用的情景下思考、探究、总结其伦理道德规范。如此看来，孔子思想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处的那真理部分并不是天主之启示，而只是来自天主一种大能地光照或启迪。

  我们只能作这样地理解，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与天主对其他民族的光照之间的不同是天主救恩的一个步骤、计划。现在，为了较为客观、全面地分析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天主启示的方式作一个概括性地划分。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中给我们指出天主也借着创造这一方式启示了祂自己：“认识天主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罗1:19-20）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这奥妙、浩大的创造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大奇迹、大启示。如此，天主的启示可分为历史的启示和创造的启示。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和基督亲自的启示是属于历史的启示；创造的启示则是通过人类和万物的美善彰显祂的存在与永恒，人类对宇宙万物通过肉眼观察和理性思考可以想到这个世界有一位主宰，因为宇宙万物是那么的秩序井然，宇宙地运行和世间万物地相互依赖生存需要一种大智慧、大能力，而且应该是唯一的至高神在管理着，这样天主也以祂全能地创造展示祂的启示，世人就可以通过万物的美善认识祂，获得启示性的知识。如此我们就不难相信在世界的民族文化与宗教间存在着真理。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正是从天主创造的这个人类世界【通过观察“事物的运行”（非基督宗教2）】和人为因素【通过总结“人生的事故”（非基督宗教2）】作认识，通过世间人和万物的生存发展规律而获得真理性的知识和道理。《易经》作者更是感受到了天之大爱与能力，古代先贤们也正是凭借这种大爱和能力的启示，以此种眼光、情感去看待、认识自然界，于是发现了天的临在，天道的运行，以及整个自然界也生生不息，同时也认识到人类世界的生存发展深受天之影响，从而赞叹天之伟大与奥妙。此发现并非借助现代高尖端等一切之人为手段，其实这正是源自天主向天地发出创造性之爱的启示：祂因爱而创造了天地万物，也为显示祂的光荣，于是在创造宇宙时祂也自然地启示了自己，让人类可以从中去发现、认识、追寻祂的美善而获得救恩的准备。（参阅：LG 16）故此我们说，天父的创造之爱就是一个大启示。如此也让人明了：“宇宙的启示是为全人类的，而历史的启示，却是特别为教会以及教会的前身，以色列民族的。”（摘自《启示论》第87页）

  了解了关于天主在创造方面自我的启示，我们可以从人们认识天主的深度，天主自我显示方式的不同这方面来表述。老子领悟到了“道可道，非常道”，但却没有说出此用人之言语不能说清楚的永恒之道即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而以民却能够直呼“雅威是天主”（列上18:39），甚至像梅瑟等人还可以与天主面对面地来往，也和天主对话。这是天主对以色列人的启示与对其他民族行动的根本性区别：启示的方式、启示的性质、启示的深度不同。首先是方式的不同，天主以活生生、奇迹般的历史事件如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摆脱埃及人奴役的出谷事件对以色列人启示，而对其他民族则是通过世间万物的美善存在和人的理性思考、探究让他们获得真理，此种真理从天父创造之爱的启示中获得；然后是性质的不同，天主对以色列民族施予的特殊启示，大大超出了祂对普世各宗教或民族文化的光照，祂拣选了一个民族即以色列民族，且向以色列人启示了祂的整个救恩计划，拥有天主决定性、终结性启示（指公共启示）的基督就诞生在那里；其次是深度的不同，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是明显的，其中有许许多多奇迹的彰显，有借大批先知之口向人民讲话，而天主对其他民族地启迪则是隐含的，是在人不知道祂存在与介入的情况之下给人的灵感或内心予启迪。

  从以上关于对天主自我显示方式不同地分析，特别是对创造性之爱启示的理解，我们看到，天主把爱及美善赋于万物中，同时赋予人类理性、灵感和良知。如此，正如多玛斯指出的，人具有灵性上的基本状况，即人在认识任何事物时便隐含地认识天主，因为人是被天主包围着；同时人类也可以借着圣神的光照以理性的光辉反省、思考、总结种种问题，甚至认识天主。我们可以尝试运用近代神学家拉内的“超验人学”揭开天主创造性启示与人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之谜，拉内认为人性是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即人性是在发展过程中完成的，人性与天主性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人性的最大特点是人会向无限（天主）无止境地开放，不断地提问，不断地寻求知识和真理，不断超越，也有无穷的愿望，对真善美、生命和幸福有无穷地渴望，天主的自我通传是人自我超越的来源和动力，也是终向、满足。可见人的自我超越就是从天主来的吸引。自我通传借着圣言（真理、启示）和圣神（爱的回应）进行，是恩宠加恩宠，人一旦接受且回应就产生了这恩宠。补充一点圣言的工程包括创造、先知的预言和降生成人等。所以天主自我通传的启示包括了创造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很明显，人的自我超越受到了天主自我通传——创造性启示的吸引。

  经过这一解释，我们更能明白为什么老子、孔子等人会对真善美和幸福那么地渴望，他们尝试向永恒无限的那位开放与超越。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即人彻头彻尾都是属于天主，这一根源特性注定人可以接受超自然的东西。尽管他们只是隐约地认识天主，并不能明确地意识到那位是天主，但却都是被天父的创造性之爱包围着。同时也是借着天父创造性之爱启示的吸引，促使孔子努力去对事物的运行和人的事故进行反省、探究、总结，自己也生活实践出来。他接受了，又回应了，实际上他已顺从了圣神，隐含地接受了天主的召唤，天主的自我通传在他身上产生了效果，从而产生了强劲的儒家伦理，再传达给其他的人。需要明确一点，天主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是超越的，所以祂也会让人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之下以顺理成章或用理性的方式与人交往，或启迪人，向人的心灵启示一些真理。（参阅：《信理神学》）这样一来，天主没有给予人明显地意识到其存在也可给予人启示。由此有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是孔子、老子、释迦摩尼或默罕默德等区区少数人去接受且回应这种自我通传呢？而人纵然再怎么努力与勤奋，也不可能达到此少数人之高度。它是否会让人感觉、联想到孔子之伦理观蕴藏着某种启示。这或许是上面说到的天主的启示通常是“首先感动一个人，然后由他向其他人传达这些启示之言。”然而重要的是，天主给予孔子启迪的这些伦理道德准则是人类世界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孔子就好像真是得到启发且指示（启示的两个必备因素）后，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愿望和使命感推动他去教导、传达他人。以上的种种这些或许可以让人们去尝试了解和分析天主给予孔子的启迪是否蕴含着启示的成分，但它的性质不比天主亲自把十诫给予梅瑟那样，让他告知以民，而且天主也付诸行动直接地参与。（此体现梅瑟从天主那里接受的十诫是无误的，而孔子的伦理道德规范则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至此，我们需要对本文的问题作一个表述，或许可以客观地认为，假使孔子的思想、意念或灵感是来自天父创造性之爱启示的话，那孔子通过尘世间的人、事、物而认识真理的这些伦理道德规范准则是否是来自天主的一种隐含的启示？它更多层面表现出来的是否是天主对其他民族的一种理性和心灵启示性地光照？而此种隐含的启示区别于基督宗教那种明显的启示。也正因为这两者之间有这种根本性的区别，所以有必要对基督以外人们所认为的“启示”持谨慎态度，因为这极可能是他们对天的信赖以及天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与他们往来的一种宗教情感或宗教经验，或者更否定地说这只是由于宗教意识所产生的一种理论学说。或许也可以这样假设地认为，孔子或是老子等人是受到了天的启示，但只是隐约地认识、渴慕、追寻天主，他们根据理性，以人性为基础，没有说出也说不出超性的，而只是说出了人性所能认可或体会的，它体现出来的是以人性为基础的爱，这是它与基督超性之爱最大的区别之处。 基督是全部启示的中介及满全，（DV 2）故此所有的启示都应该是指向祂，其中一方面指向祂本身，另一方面指向祂自我启示的内容；基督的启示也是绝对的，且具有决定性，其他与启示有关的一切，包括天主在创造内的和在历史中的启示都必须向祂看齐，必须围绕着祂而转。（参阅：《信理神学》卷一，第59页）如此就不难相信，分辨启示是否真是出自于天主最好、最容易或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分析、探究其“启示”的内容与基督自我启示的内容是否有关联或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自我启示的内容这方面作分析。耶稣亲临人间向世人传达启示的信息就是天父的名和爱，而这也是祂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显而易见的，天主对人类启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爱，从整部《圣经》也可以看出，爱是天主一切话语的核心。更为具体的是，天主子亲临人间，给人类带来天父爱的标记，向人类启示天主是父，天主是爱，启示人类也要彼此相爱且爱人如己。由此可见，爱是天主启示的奥秘。因此，在文章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孔子心中，仁的概念包罗众德，仁是爱人，仁与爱的意义很相似（区别在于仁以人性为基础，爱则以爱天主为最高动机），（参阅：《天主教的信仰》）特别强调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友爱互助，此思想完全脱离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符合耶稣对门徒那条新命令——彼此相爱；最后他提出把“仁”融入到今天称作法律或制度的“礼”中，（参阅：《中国哲学概论》）是为“抢救、医治”当时的社会，维护道德规范秩序与弥补社会秩序安排（今为法律）之缺陷，其中有著名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又接近于耶稣以爱的道德观使法律达到满全。如此体现出爱才是最重要的且超越一切。我们又从天主对以色列的启示和天主基督亲自的启示看到，天主对人类的启示是对人类的救恩，如此可见，天主的启示是具有救恩意义和价值的。那么，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的社会和人的思想、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可以根据这些道德纪律和规范准则而生活，同时获得了心灵的平安和喜悦，再从向善的生活获得内心的平安意识到良心的存在，在人之内心深处也隐约地意识到天地间有一位真神的存在，而孔子正是经验到且分享、传达了美善的生活（仁爱）能获得心灵的平安和喜悦那份神圣经验。从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促进社会、人民的生存发展这一意义与价值上看，孔子是传达了“爱”的信息、“爱”的“启示”。（即使此“爱”与基督的爱不完全相同）从此，中华儿女就知道了“爱”这一奥秘，它显示出天父创造性之爱的奥秘。可以想象，没有这些伦理准则，这么多的中华儿女会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难道天主会让一个占世界相当大数量人口的国家的人民长期生活在道德沦陷甚至就不懂得道德为何物的社会中吗？而全能的天主如此对待中华民族，真是两全其美，一方面让人知道要遵循这些规范准则生活，也给人提供判断的标准，行动的指南和良心的工具，从而可以选择度一种向善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也为日后启示的传播——《福音》提前对华夏人民撒下心灵预备的种子。从这一点上看，此仁爱思想已具备救恩的意义和价值，它或许能让人们看到孔子仁爱的伦理观中蕴含着天主之启示的某种迹象。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基督的启示具有决定性意义与价值，所有的启示最终也都必须指向和归于基督。因此孔子与耶稣的爱相辉映的仁是否是来自天上的启示，则仁必须能够映衬、衬托出耶稣那最彻底和最完善的爱；也能够协助人们去接受、履行基督的启示。同时，通过我们的福传，这仁是否能让人类更容易、更清楚地认识基督自我启示的博爱和宽恕精神进而认识全部的真理，使更多的人能藉着天父创造性之爱和基督亲临的启示而获得圆满的救恩，以此光荣天父的圣名。

参考书目：

《启示论》张春申 著 《信理神学》（1--6卷）薛迈思 著 《信理神学随笔》陈宾山 著；河北信德社 《圣经》思高版 《梵二文献》 《天主教教理》 《天主教的信仰》 生命意义出版社 《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释义》温保禄 著；光启出版社 《论语》 中华书局 《周易》 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概论》 胡伟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