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李树兴

前言

       关于神学本地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教会内外有识之士是一致共认的[ 安伦：《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参考：《中国天主教》2014年第5期，总第171期，第11-12页。]。但是，神学本地化堪称中国教会一大系统工程，实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

      首先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曾经、现在和未来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在两千多年的天主教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天主教在传入中国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境况，其中值得我们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在展望未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思考神学本地化的思想、方法与内容，思考神学本地化如何循序渐进地去开展，思考怎样做好神学本地化的基础性工作，最后使神学本地化进入系统化，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学本地化是一项需要长期性开展的工作。 正因为神学本地化工作的长期性，使其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容易渐渐出现“倦怠”的状态，所以，在持续不断开展神学本地化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比较持续的积极态度去对待这项工作，而不能听之任之，由它进退。至少，是在相关的计划与措施上有一定的持续性，这就需要我们主动适应社会，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去拓展这项工作，需要对相关人员有所培育、不断提高。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修院的培育。修院在培育过程中对修生神学本地化思想的注入与准备是推进神学本地化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虽然，神学本地化准备应该涉及到神学、牧灵、福传与灵修等各个层面，但是，更要注重培育修生从追踪历史的深度、放眼世界的宽度、了解社会的广度去思索与考察这些问题。诸如从天主教会的发展史去观察，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过程去分析，从当今社会与宗教现状去讨论神学本地化的重要性，或许更有益于修生在今后牧灵生涯中能够主动地去探索这项工作，而我们修院要做的，就是为修生注入这一思想，这一意识做充分的准备。

一、了解天主教发展史，培育修生对神学本地化的思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之变。修院要培育修生学会从整部天主教的发展史中，通过了解、掌握与分析教会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情况看神学的发展与变化，从中总结与吸取良好而有益的经验，为当今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神学本地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指导与参考。 纵观天主教整部发展史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教会发展之兴衰，与教会所处的时代、所传入国家的文化相适应做得是否好密切相关。举例来说：初期教会的传教，是突破了对割损礼的死守而后才有了基督宗教信仰团体的迅速发展。

当时，由于非犹太籍基督徒的增加，对于这些被外邦人称之为“基督徒”（宗11：26），而要首先面对的是否要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引起了诸多争议。保禄认为，进入教会的条件是信仰耶稣和领受洗礼，并不在于遵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于是，当时通过召开‘耶路撒冷会议’，明确了“对于皈依基督的外邦人，不可强迫他们先经过加入犹太教的繁文缛节，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何况法律已经由耶稣基督予以完成了，若再斤斤计较死守法律条文，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天主教会史—耶路撒冷会议召开》，天主教图书中心。]从此，冲破犹太法律樊笼的基督教会即出现了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外发展的，无可撼动的局面，并建立起了一个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堪称名副其实的大公教会，这在基督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文化适应成功的结果。 又如基督宗教从1世纪中叶起，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城市中开始传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接受了这种新的信仰；到2世纪中叶，基督教已发展成一种与犹太教完全分离的新宗教；

     3世纪初以后，基督教逐渐传遍罗马帝国全境，成为除国家政权之外最大的宗教政治力量。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帝国境内唯一合法的宗教，其国教地位最终确立。不少学者在分析这一发展过程，即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规定基督宗教为唯一合法宗教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不断被削弱、瓦解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渐失去往日凝聚力的传统信仰，给基督教的国教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与政治气候以外，“基督教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在逐渐适应当时罗马社会的要求。……从而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追求精神世界中的永恒与完美时,都能汲取到无穷的力量。在宗教仪式方面,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精简了宗教节日，简化了宗教礼仪，尤其是取消了割损礼，只要接受福音教义，施行洗礼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徐宏英：《浅析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2004年3月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由此可见，当时的基督教最后所以被规定为罗马唯一合法宗教，也是通过宗教本地化，宗教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成功结果。看历史，以史为鉴，可使修生在神学本地化探索的道路上因为有所依据和借鉴而走得主动、勤奋、感召而又方向明确，从而把神学本地化之路引向一条宽广的道路。

        二、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反思神学本地化的重要性 在中国发展天主教会，我们更要重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因为曾经在中国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中，由于对神学本地化产生两种不同的认识而导致迥异的传教结果，有使教会走向兴旺发达的，也有最终导致禁教事件的，并把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引向死胡同的深刻经验与教训。这些历史值得我们通过培训与学习，提高修生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与辨析能力，让历史这面镜子帮助修生认识神学本地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关于文化适应与神学本地化对教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明末清初利玛窦神父因主动适应中国文化而取得很成功的传教经历，以及利玛窦去世后发生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全面禁教。事情的大致过程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尊孔祭祖是中国的文化习俗，应该适应地接受，利玛窦本人更是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与士大夫们广交朋友，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由于适应与文化交流，使当时有不少非常有名望的人士，如徐光启等领洗入教。 但是，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承人龙华民，以及后来相继来华的其他传教修会团体，如道明会、方济各会的会士们等则认为，尊孔祭祖“属于宗教领域，事涉异端，应当禁行。”[ 《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图书中心。引自：《神学辞典》。]这一争论一直传到欧洲，并在康熙时期达到高潮。期间，梵蒂冈于1701年（康熙四十年）和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先后派铎罗和嘉乐两位使者来华，明令禁止“尊孔祭祖”。康熙帝在劝告、解释无效后，于1721年发出了同样的禁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 《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图书中心。引自：《神学辞典》。]此禁令一下，便是百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可谓不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些历史惨状，修生们应该了然于心，开展辨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并对未来如何在自己开展牧灵工作中，做好神学本地化工作得到启迪，有所指导。

       三、论教会对社会适应的现状，认知神学本地化的迫切性 培养并鼓励修生对当今天主教会适应社会的现状进行广泛讨论，以便全方位的认识神学本地化对当今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的迫切性、可行性，使修生在学习与培育阶段对神学本地化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与认识，为他们在今后漫长的牧灵生涯中主动思考，努力实现神学本地化打下思想基础。讨论和思考的相关内容宜宽泛，可以引导修生们尽可能的去放眼看教会、看社会，看过去、看未来。如：天主教的现状、神学本地化的必要性、神学本地化已取得的成就、本地化过程中的经验、继续神学本地化的切入点、展望神学本地化在中国的未来、中国教会发展史上曾有的神学本地化效果如何、应该怎样继续拓展神学本地化工作、达成最后的目标等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善于培养修生各种应用能力，如观察能力，使修生学会多观察教情社情，国情（省）市情与民情等；重视检索资料，即了解自己所观察、议论和思考的问题，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人做过？怎么做的？效果如何？我的思考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用客观资料来支持自己所设想的问题；又如辨析能力，在讨论过程中通过辨析、思辨与综合分析来认清所观察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修生们经常参与开展相关的讨论后，不但在思想上对他们逐渐注入了神学本地化的意识，更重要的使修生们对各种问题的观察能力提高，从而促进他们对神学本地化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为他们今后踏上牧灵工作后，为开展神学本地工作打好基础。

     结论

  天主教的神学本地化在逐渐的推进中，许多神职人员不但在自己具体牧灵工作中去研究、探索和实践，更是在宗教学术领域与理论体系范畴内进行研究，诸如神哲学、牧灵与福传、灵修生活等等，毋庸置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现实状况具体分析，并不是每一位神职人员都有这样的意识和行动的。究其原因，不少神职人员并不是不想去研究、探索与实践，而常常是因为困顿于缺少一定的方法与思维。当然，会有少数人可能是尚未意识到神学本地化的重要性，对此，我们更有必要从修院培育入手，通过常看教会发展史，常读中国传教史，常议教会对社会适应状况，以使修生们对神学本地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有一个较高的认知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修院对修生在神学本地化的适当培育是十分有必要的。

         今年10月3日，在圣座圣职部全体会议上，教宗方济各作了讲话。教宗在讲话中着重谈到三个要点：圣召、培育和福传。

        其中，教宗特别强调：培育不是“一个单向的行为，只是向某人传输观念、神学或灵修”，教宗说：“耶稣没有对祂所召叫的人说：‘来，我给你解释’，或者说：‘跟随我，我传授你’。相反，基督对祂门徒的培育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祂说：“来跟随我’，‘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今天教会也愿意把这种方法应用在她的牧者们身上。我们所谈论的培育是一种门徒经验，这样的经验始终以基督为榜样，让自己越来越相似基督。”[ 天主教在线新闻，2014年10月4日圣座动态。]如教宗所说，修院的培育也要重视这样一种“门徒经验”。我个人认为，这种“门徒经验”是一种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教育方法，通过观察、学习、实践与应用等来培养牧灵的经验。现在，修院的诸多教育比较偏重于神哲学等宗教学识方面，这些方面的培育固然是十分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该培育修生具备足够的观察能力、应用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失了这些能力，我们的修生就难免对教会和社会上存在的热点问题缺乏应有的敏锐性与足够的观察力。所以修院的培育思路应该打得更开一些，既要有宗教学识方面的培育，也要有应用方法上进行培育。当修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正确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所具备了，我们修院也就是为天主教事业，为天主教神学本地化培育和输入了人才，为天主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健康发展就尽好了我们应尽的责任。